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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你都无条件的支持。

比莫尔斯发明出他的电报机早84年的1753年,就有人试图用电力来远距离传递信息,这时候离伏打发明电池还有40多年呐。这位名叫摩利孙的老兄的设想很简单,很直观,也很有趣。我们都知道,静电感应是可以吸引灰尘、纸片这样的轻薄物体的。摩利孙就利用了静电的这一特性,从发报点到收报点扯了一束26根的金属导线,每根导线的末端都挂着一个金属小球,球下面又挂着一张写有字母A~Z的小纸片。发报端的人用静电机依次连接导线,导线另一头的纸片会被吸起来,收报端的人就可以按照字母纸片被吸起的顺序组成文字。这种方法稍微一推断,就明白投入实际应用的难度有多大,试想静电能有多大功率,又可能传递多远呢?就算功率问题解决了,发、收信繁琐,容易出错等问题也是这种静电电报的致命伤。所以虽然后来还有许多发明家沿着摩利孙的思路继续研究,但是始终没有一个人能造出一台用于实用的静电电报机。
有一次,光绪皇帝收到驻英法大臣郭嵩焘的一份奏折,在奏折里,郭嵩焘参了驻德国大臣刘锡鸿一本,说刘锡鸿“滥用经费”、“挥霍巨糜”、“驻欧使馆不堪重负”云云。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刘锡鸿在4个月内发至七八次电报,而且全是私事小事。光绪皇帝十分震怒,立刻下旨将他撤职查办。清政府派出的驻外使节,一般都是四品以上大员。这等显赫官员竟只因为多发了七八次电报就被处分,可见这电报费用贵到了什么程度。
在遏制了电报总局进军长江流域后,胡雪岩派人混进盛宣怀开办的电报学堂学习知识,基本弄清了架设电报的工作流程,还搞了几套密码出来。左宗棠随即上书朝廷,并获得独立建设长江电报支路的批准。
比起在欧美的发展,电报进入中国的时间略晚,它始于晚清,盛于民国。从清末开始,电报的身影一直贯穿整个民国时代,扮演着重要角色,深刻地影响到了那一段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乃至文化。古老的中华文明从一开始的抗拒、抵制到将信将疑地接受,再到走“有中华民国特色的电报路”,中间波折不断,花样百出,有守旧,有创新,也有东西方文化在电报中的融合。许多重大的清末与民国历史事件,都靠了电报才得以发生;而同时代的许多历史名人,更是与电报这一新鲜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当时远东的电报事业刚刚起步,只有新加坡-长崎、新加坡-香港两路电报。他们想跟国内联系的话,要么还是走传统的邮船,要么就托人把消息捎去香港或者日本,再转发国内,既贵又麻烦。
这些钻进了钱眼的家伙如此不上路,自然让上边的大佬很不开心,再加上这个行当的确是获利丰厚,又让人眼红不已。所以洋务派的泰山北斗李鸿章刚死,第二年接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就奏明朝廷,希望将电报收归国有,并很快获得了批准,袁世凯也随即被任命为电政大臣。
拼命恶补基础知识,忍受妻子去世的巨大打击,由于无暇作画导致收入锐减、贫病交加……在8年的艰苦试验后,莫尔斯终于跳出了旧发明的窠臼,研制出了第一部可以真正实用的电报机。
进入北洋系统之后,盛宣怀被李鸿章委任为派委行营内文案,兼任营务处会办,相当于李的机要秘书。在这个位置上,盛宣怀干得很出色,他的文笔既快且好,传说一日可达万言。人事也处得不错,和李鸿章麾下淮军大将郭松林、周盛传等人关系很好。一年多后,盛宣怀被保升知府,升道员,赏二品花翎顶戴,升迁的速度可以说是相当惊人了。
5月12日,陈宦又发出了第二封通电,敦促袁氏赶快作出决定,语气比上一封要严峻得多。这就是骆成骧定下的“徐图缓进、由小及大”之计,先从私义起,给袁氏私人照拂,逐渐升温为公义,待世人了解陈宦公私难以两全的困境,届时再一纸声明,方奏全功。
1908年,出于发展电报业的考虑,费用再次下调,减了20%。以福建为例,从福州发往直隶的费用是每个字两角二分银元,发往江苏是每个字1角6分银元,发到蒙古最贵,4角银元才能发1个字。
英国鬼子咆哮如雷,中国大员脸上无光,可是下边人是照章办事,也不好太过追究。于是只好在英国人的强烈要求下修改章程:“合约各国公使、水陆提督、领事官等为国家之电音往来,均作一等电报,仍照四等电报核算报资”,“皆照中国一等官报看待”,“按照投报之先后次第发递”,这个事才算最后了结。
中国最流行的加密方式,在密码学上叫做位移式。这种加密方式说来简单。只消事先约定汉字的编码数字增减,就可以随意进行私人之间的机密交流,大大降低了加密的门槛,只要具备最基本的运算能力,就能用得上,而且保密效果良好。比如说蔡锷在北京准备去云南,就事先跟梁启超约定一句诗“我自横刀向天笑”,“我”字设定编码减少301,“自”字设定编码增加200,等等等等。
洪钧这人很怪,一生讨厌西方文化,连照相都不肯,却动手改造了中文电报码。
就这样,外有列强的重重压迫,内有洋务诸名臣的极力推动,几经反复,发端于西洋的有线电报终于在中华帝国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获得了国人的认同。
1912年,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撞到冰山后,船上报务员焦急地发出了求救电报:“SOS,速来,我们撞上了冰山。”这时美国客轮“加利福尼亚号”就在几英里之外,但是这条船上的报务员正好不在电报机旁,因此没有收到这条信息,本来很有可能获救的上千人为此白白丧命。经过这场惨剧的刺激,从此全世界所有的轮船都开始执行全天候的无线电信号监听制度。
这一份通电宛如雪夜里突然放了一个麻雷子,把北洋和南方都给炸懵了。南边儿不知道这个北洋军的师长搞什么鬼,北边儿不知道这人到底是哪头儿的。全国人民唯一明白就是:一个北洋的小师长,突然骂了如日中天的段祺瑞。

邵飘萍一生坚持新闻自由,认为记者和报纸是超越政治的,所以从不屈从政治压力,想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以直言不讳的社论而著称,骨头极硬。郭松龄反叛张作霖的时候,邵飘萍十分欣赏郭,发表了不少社论表示支持。张作霖派人送去30万大洋,企图收买他,邵丝毫不为所动,直接把钱摔出了门,说就算被枪毙了也不怕。
这次争端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份总理衙门和诸国公使签署的法律文件,把丁日昌的构想正式写入条款中去:“电报海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以分华洋旱线界限。”
顺便插一句,张家的后代虽然已经在全世界开枝散叶,但六子中的老五张寰和先生一家如今仍然住在苏州五卅路与十梓街交叉口西北侧的九如巷,本书读者如有机会,可以到此一访。
陈嘉庚的提案后两条无关宏旨,但第一条可谓是铿锵作响、掷地有声,以至于长久以来大家都只记得这一条,而忘了其他两条的存在。一直到前一段时间这封电报的原件重新面世,世人才得以窥得陈氏提案全貌。
故事跳回到同治四年,1865年。前面已经说了,利富洋行私设电报线路不成,被丁日昌整得灰头土脸,吃尽了哑巴亏,策划者雷诺黯然回国。雷诺当初还曾经进了一批电报线材料,这回全砸在了洋行手里,成了鸡肋。东西是好东西,也挺值钱,就是没人买。就算有人想买,光运输费也喝一壶的。这些东西只好存在上海码头的货栈里,空使蒙尘。
兴奋的沈从文回到青岛,立刻写信给张兆和,信中托张家姐妹中跟他较熟、性格也最急公好义的二姐允和帮他向张家二老提亲。在这封信里,沈从文充满诗意地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冀牖一向开明,丝毫不以张家豪富,而沈从文只是个湘西穷书生而生门户之见,痛快地回信告知张家姐妹,对此婚事表示同意。
世人皆知,洋务运动在清朝中央的倡导者是恭亲王奕䜣,而在地方官员的代表人物则是李鸿章。也正因此,行六的奕䜣被保守派骂作“鬼子六”,而行二的李鸿章,则被讥讽为“李二先生是汉奸”。不管是汉奸也罢,还是洋务领袖也罢,也不管是出自公心还是私意,李鸿章在发展“洋务”方面,的确还是不遗余力的。
孙中山把这事儿用英文写成一本《伦敦被难记》,于1897年出版,感动了无数革命志士,至此声望日隆,连被通缉的身价都涨到了50万银元。后来他作了临时大总统,当日出卖他的邓廷铿居然还厚着脸皮跑来与他要官作,气得孙的副官要拔枪把他毙掉,最后还是孙中山出面解围,不与他一般见识,直接轰出了总统府了事。
康圣人一生发了无数通电,不过他若自夸我通电发的好,旁边一位老夫子只怕会笑出声来。
张兆和虽然独立开放,但毕竟是个名门所出的大家闺秀,看到这样的文字,不禁气红了脸。羞恼之下,她推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把沈从文寄来所有的信摔到了办公桌上,要胡适给她个公道。
不是物以稀为贵,也不是因为中国CPI比较低,而是因为中国电报员比国外同行更辛苦。
通电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末。不过那会儿清廷对舆论关切不大,爱闹事的革命党还在东躲西藏,所以清末的通电并不流行。比较有名的通电有两个。
然而积重难返的满清朝廷,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已经不可能像明治维新的日本一样轻易摆脱那太过沉重的历史包袱。上有积威数十年的慈禧太后,中有闭目塞听的守旧官僚,下有民智未开的无知百姓。漫说光绪不是光武帝,就算他有着超越唐太宗、宋太祖的才华,面对着这无奈到了极点的局面,只怕也只能黯然一声长叹罢了。更何况,他只不过是个徒有热情,却既无治国的实际经验,又无可依靠的班底的空壳子皇帝呢。
所以按盛宣怀的原话就是:“欲拆厦岸已成之丹线,方能拒福、汕将至之英线。”倘若能够先行把大东公司摆平,来一个釜底抽薪,大北公司也就离失败不远了。
若单说私人恩怨呢?陈宦就更说不过去了。袁世凯跟你有什么恩怨?他给你这么大信任,现在你却特意强调反他,还揪着他本人不放,这算怎么回事?而且通电前面还口口声声说项城项城,语气恭谨,突然就改了口风直呼“袁氏”,前恭而后倨,简直是自相矛盾。
部里和各省有矛盾,尚书和侍郎之间有矛盾,下边的主管、职员又分成好几个派系,邮传部内部可谓山头林立,一潭水深不可测。邮传部存在的时间是1906年到1912年,短短6年时间,一把手换了13次,最短的一个任期不到半个月。好事的人甚至传言,邮传部的位子坐上去不吉利。这个当然是迷信的说法,其根本原因,还是内耗太消磨人了。第6任尚书、曾经做过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深知其中三昧,他曾经长叹道:“邮传部事难办在权限不一,即用人犹如此掣肘,况兼交涉更须与外务部合办,无怪历任尚书无久任者。”
两个女报务员都很年轻。从开始工作到现在,经她们手收发的电报纸条,顶多也就两万米长,可是,跟她们同事的老报务员却已经超过二十万米了。收报的时候,他用不着像她们那样,看着纸条,皱着眉头,去拼读那些难认的词和句子。他根据电报机的嗒嗒声,就能把电文译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纸上。现在他正在收听并记录电文:“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
1908年,出于发展电报业的考虑,费用再次下调,减了20%。以福建为例,从福州发往直隶的费用是每个字两角二分银元,发往江苏是每个字1角6分银元,发到蒙古最贵,4角银元才能发1个字。
执政府认定北大学生运动幕后肯定有人支使,理由很简单:“穷学生怎么可能负担得起通电费用!”可见通电之事,实在是烧钱的营生。
袁世凯翻译完以后,不顾腰酸背疼,先通读了一遍,不禁愣在那里,他没料到黎元洪下了这么大决心,竟要用苛烈手段来直接把张振武正法。他立刻让梁士诒把赵秉钧、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几个心腹叫来商议。袁世凯唯恐自己翻译的密电有错误,误解了黎元洪的意思。梁士诒建议说不如回一份电报给武汉,让黎元洪确认一下。这一天袁世凯就没离开府邸,一直等到15日凌晨,黎元洪复了一份电报回来,这一次用的是明码,没那么多四骈六丽,只简单地说“元电(13日)确系本人主张”云云。袁世凯这才明确地知道黎元洪的主张,当即签署了一份处决令。

当然,也并非一味为了省钱而尽量减字。中法战争在台湾打的最激烈的时候,张之洞一日之内三电李鸿章,每封都在数百字,详述战况,以免贻误战机。

北洋军阀大多都是以战功起家,世人皆知他们能打,不过也只是能打罢了,在民间却很少有什么好名声。吴佩孚却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抓,衡阳通电大战之前,他不过是走单纯军事路线的北洋将领中的一员;从衡阳之后,依仗通电之力,他从一个颇有战功的师长一跃而成全国皆知的政治明星,人望托着战功飘飘直上青云,没有一个北洋将领能像他这样深孚民望。

要知道,一名毫无科学基础的画家想去研制当时已经算是高精尖技术的电报,其难度绝对远远大于我们今天大学生文科转理科,更不要提莫尔斯那一年已经41岁了。但是成功者与凡庸者的区别,不在于他们智力上有多大的差距,而在于他们有没有勇气和毅力把自己的构想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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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评论

Comments

是生
我有多喜欢你,
褪尽

转眼间,

王思婕
挤不进的世界就别挤了。
别喜
惟愿白雪皑皑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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